技术转变与资本积累体制——法国调节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述评　　

夏 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Regulation一词在经济学中一般被称作“管制”，但在法国有一个以该词为名的理论和学派（regulation theory或regulation school），在我国理论界，现在一般称其为“调节理论”、“调节学派”。尽管中文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把它翻译成“管制”并不准确，但该词条的作者、调节理论的开创者之一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在该词条中仍然清楚表达了该学派使用这一词的含义：“各种调节理论构成了一个研究领域，它集中关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转变”[①]。该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最早形成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对该研究的广泛关注，并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得到很大发展。国内的研究者似乎直到近期才开始对该理论加以关注。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主要对调节学派的增长理论和模型进行介绍和分析性的评述。

一、调节学派形成与发展的一个概述

调节理论最早的创建者主要有三位：阿列塔（Michel Aglietta）、博耶和利皮兹（Alain Lipietz）。阿列塔1974年首次以法文出版，1979年以英文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调节理论：美国的经验》（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被公认为是该学派的开篇之作。

包括上述三位在内的该学派的早期研究者大部分是在中央政府的经济研究机构中供职[②]。这一时期法国正值二次大战后国家经济干预增强的社会思潮，这些部门研究经济趋势，沿用凯恩斯主义思想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制定经济预算和国家计划。到60年代末，随着这些模型在现实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导致了对这些模型背后理论的批判，正是在这些批判过程中调节学派兴起。调节学派的批判同时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西方主流正统理论的批判。拒绝交换关系完全受个人理性基础上最优经济行为驱动，以及一般均衡的基本假定，认为经济关系需要植根于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强调时间因素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以及历史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发展。所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当时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和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以及附带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批评[③]。认为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重新解释只是分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而对克服经济危机和冲突，以及资本主义所发生的转变没有给予更多的注意。“调节”概念则正是针对转型中冲突的动态特征，以及通过调节方式来延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调节理论坚持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能够起到调节作用，比如劳资关系的调整等，以此来解释利润率长期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现实。　　

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在法国衰落，处于形成中的调节学派也开始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开始综合利用各种方法，建立一种具有历史和制度特色的宏观经济学。包括马克思长期演化的视角，卡莱斯基的宏观经济学，年鉴学派的的观点，以及从法律和政治科学吸取了制度形式是不同力量的中介的思想。直至80年代初，当调节理论的研究者为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转型成功提供了一种解释的时候，完整的调节理论框架初步形成。

调节理论随后的发展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扩散，并经历了多个方面的理论转变。这种转变被杰索普（Bob Jessop）归纳为三个方面[④]：一是简单的、增量的向新的研究领域的经验扩展，包括从宏观的扩展到中观和微观，从国家扩展到国家之上和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博耶的理论工作；二是概念的进一步深化，比如对于结构形式和经济调节模式具体的复杂相互关系的探讨；三是放弃原有理论命题、概念和观点，并重新定义，特别表现在为回应主流理论的批评而试图建立一个坚固的微观基础方面，在这样做的同时，部分放弃了调节理论原有的一些激进的假定。

与这种理论演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是该理论在现实中的种种际遇：第一代研究工作主要针对的是刚刚显现的福特制危机，以及所提出的替代的经济战略。1981年法国选举中左翼联盟的获胜使调节理论学者寄希望于政府能够接受他们的理论，施行在劳资关系上较为妥协的制度，但他们的建议遭到了拒绝。政府现实政策中采用了凯恩斯主义，以及工业现代化的努力。当凯恩斯主义遭到失败后，他们继而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这种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成为调节理论的转折点，并直接导致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化，比如阿列塔更感兴趣货币问题，并把整个欧洲作为他的研究空间，利皮兹后期则转向了绿色运动，以及把调节理论扩展到第三世界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也成为整个转变的一部分。

对调节理论的评价也不统一。从直接的结果来看，调节理论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杰索普进一步把这种失望归结为调节理论所经历的三重失败：在80年代没有说服左翼的法国政府采用他们的政策主张；没能说服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超经济现象看作是无关的问题；也未能说服主流社会科学家对积累的解释不能脱离经济和以及超经济的机制[⑤]。但是，杰索普指出这些失败的真正的含义是要更为准确的界定调节理论的成果。这种成果表现在对经济和社会分析的转向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已及该理论本身随时代的发展和转变，也被认为富有真知灼见。

二、积累体制与技术内生化

在对“调节”机制的认识上，调节理论反对技术决定论对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线性表述，而强调经济对技术的反馈。主要的问题在于：一种特定的技术体系如何与资本积累体制相互融合。这种技术转变与积累体制的关系成为调节理论结构转变和经济动态的核心观点。

调节理论对技术转变的研究其突出特点在于同生产体系的整体表述结合在一起，强调既定技术系统与一整套制度形式的适应性，从这点可以看出调节理论不是技术决定论，似乎正好相反，强调技术某种程度上是被选择和被决定的；它强调与制度形式的协调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创新系统的观点，但更强调集中于探讨积累体制对技术转变的影响，并放到调节理论固有的理论结构和体系中，作为这一理论体系和框架的一个核心内容；此外，技术进步同时取决于收入分配关系，成为增长理论技术内生化的一种形式。

对于技术进步，调节理论认为通常将它归之于创新、资本密度以及规模报酬，同时强调这些都不同程度受到收入分配关系及特定积累体制的影响：认为创新受到创新体系的影响，19世纪单个研究者为主的创新体系，让位于20世纪研发活动的公司内部化；资本密度更是积累体制下收入分配的函数；规模报酬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安排和历史发展，包括市场的发展、交通通讯网络等。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住户的储蓄倾向独立于收入来源，因此把收入分配和积累的作用排除出去，而这些被排除出去的东西，在调节理论的增长模型中，却成为研究的重点。

为了分析收入分配对技术选择和技术转变的影响，调节理论必须抛弃正统马克思理论的生产方式这种过于抽象的概念，而需要建立起他们自己所强调的“中间概念”，这就是“积累体制（accumulation regime）”和“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以及在此基础上反映调节过程的“调节模式（mode of regulation）”的概念。只有通过这些中间概念，才能够揭示出资本主义技术转变和经济发展动态而复杂的特性。

所谓积累体制是资本主义现存的在生产、收入分配和需求间的动态协调机制，是在两种结构性危机之间所长期存在的正常的积累模式。博耶具体指出了积累机制的5个方面的内容[⑥]：一是企业内的生产组织形式，它决定了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二是资本形成决策的时间限度，在这样一个限度内，管理者可以运用一套既定规则和标准；三是收入在工资、利润和税收间的分配，由此再生产各种社会阶级和集团；四是有效需求的数量和结构，显示生产能力的发展趋势；五是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特定关系。正是这种既定的积累体制对技术转变性质和程度产生影响，并构成了调节学派建立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的出发点。

特定的积累体制具体又是由制度形式来塑造的。调节理论归纳出5种制度形式，即货币制度、工资劳动关系、竞争形式、国家干预的性质，及国际经济体制[⑦]。这其中，工资劳动关系被赋予特别重要的地位，通过历史和国家的比较分析，调节理论提出了几种不同形式的工资劳动关系：竞争的工资劳动关系，工人消费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泰勒制的工资劳动关系，大规模生产的组织，但并未改变工人的生活方式；福特制的工资劳动关系，大规模生产加上大规模消费。

在分散决策的市场体制下，新古典理论强调市场调节实现静态均衡，而调节理论认为对积累过程所导致的非均衡的动态调整过程将存在多种调节模式。通过他们使分散决策的冲突得到协调、控制，对积累模式进行调整，甚至在原有制度系统下再生产出基本社会关系。调节理论提出了三种调节模式[⑧]：旧式的、竞争式的和垄断式的。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农业部门起着重要作用，农业的歉收带来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工业品需求的下降，进一步带来工业部门解雇工人，降低工资标准等，这是旧式调节模式；随着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危机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过剩，因此在竞争的调整模式下，繁荣时出现通货膨胀，危机时通货紧缩；在垄断调整模式下，通过劳资关系的妥协和福利制度等，经济周期性波动幅度下降，增长持续。

综合这些关系，调节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在历史上所经历的转变：在资本主义初期发展中流行的是粗放积累，生产率基本保持不变，增长主要依靠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雇佣人数来达到；一直到二次大战后，所流行的都是没有大量消费的密集积累，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带来生产率的迅速增长，但现存的调节体制制约了工资收入的增长和大量消费的形成，使得这种体制面临变革；从50年代开始，包含大量消费的密集积累出现了，工人不仅作为生产者，同时也成为新产品的消费者，从竞争机制转变为福特制，成为新的发展模式。

三、技术转变、积累体制与经济动态

积累体制下的技术转变理论进一步被模型化，并成为对结构转变和经济动态的一种描述。调节理论内生技术转变的宏观经济模型最完整的表述是博耶在《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中提出的[⑨]。这一模型强调了调节理论中需求对生产的作用，并使这一内生技术转变成为增长体制的关键。基本模型主要由生产率方程、投资方程、消费方程、实际工资形成方程以及两个核算衡等式共六个方程构成。

调节理论对于生产率变动综合了三个方面的因素：熊彼特创新对生产率的贡献；资本密度的增加；以及动态递增的规模收益对生产率增长的效应。为了求解方便对模型加以简化：创新贡献的影响被合并到常数项的估计中，资本密度增加直接由投资变动来反映，动态规模报酬的生产率效应遵循卡尔多—费尔东机制（kaldor-verdoorn law），可以用产出增长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也表示。投资的变动同时受凯恩斯意义上的消费需求的影响，以及古典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的影响。在简化方程中，以生产率变动减去实际工资变动的差作为对利润份额的近似。在消费方程的设定上，考虑了工资和利润的不同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进一步在简化方程中，假定利润为完全节约的。实际工资的变化受两种机制的影响：一是在新古典意义上由竞争决定，具体可通过把菲利浦斯曲线所揭示的关系引入工资变动，当就业率较高时，工资增长率也高，相反就业率较低时，工资增长率也低，在简化方程中，直接用劳动力增长来替代；另一个是调节理论所强调的劳资妥协所带来的工资收入者对生产率增长的分享。

从上述模型的设定可以看出，调节理论增长模型的特点在于：在技术转变中强调同时受资本密度和递增规模报酬的影响；投资的确定同时受凯恩斯意义上的需求和古典与马克思意义上的利润率决定；工资形成则考虑到市场机制的竞争决定，以及考虑到对生产率变动指数化的劳资协调。

伯纳德·比约多特（Bernard Billaudot）进一步把调节理论的增长模型总结为生产率机制（productivity regime）和需求机制（demand regime）两种机制对宏观经济动态综合作用的结果[⑩]。

生产率机制表达生产率增长受产出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作用，需求机制表达需求变动取决于收入分配关系对生产率成果的分享，也就是需求受生产率变动的影响。两个方程的系数关系最终将决定经济系统是收敛还是发散，以及趋向稳定的还是不稳定。

进一步从生产率机制来看，调节理论的增长模型强调需求和收入分配对技术转变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从卡尔多—费尔东机制到调节理论的技术进步观上的演进。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通过人力资本提高和创新活动克服规模报酬递减，实际上是从供给方面指出劳动和资本供给对增长的制约，而卡尔多强调需求对增长的制约，在承认内生技术转变和技术学习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强调用市场扩展来解释规模收益递增，有效需求的增长促进产品和过程创新，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费尔东和卡尔多分别在50年代和60年代表达过一致的观点[11]：在生产率增长和产出增长间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即可以用产出的增长来解释生产率的提高。这也就是所谓的卡尔多—费尔东机制的含义。

从调节理论的增长模型中我们看到：生产率机制从形式上看，与卡尔多—费尔东机制的描述几乎一致，但我们知道卡尔多—费尔东机制只强调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产出增加带来生产率提高，也就是生产率机制中的系数 的情形。而调节理论的生产率机制却表达出了产出增长与生产率变动间更为复杂的关系。这包括系数 和B的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的多种情形。因此，卡尔多—费尔东机制只是上述生产率增长方程当 时的一个特例。

调节理论进一步在它的增长模型中，从它的6个简化模型出发，根据系数变化情况，对古典情形和福特制情形下不同收入分配体制下的技术进步机制进行了说明。对于古典情形，一般假定为：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投资是纯利润驱动；工资完全由竞争机制确定。这时根据模型得出的系数B大于0，因而产出增长带来生产率的增长。在福特制下，一般假定为：显著的规模收益；投资完全由需求驱动；工资指数化，不受竞争机制影响。这时B大于0，产出增长带来生产率增长。

从需求机制来看，调节理论的增长模型中，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正还是负取决于系数D的符号，也就是斜率。对于古典情形，工资形成主要是竞争性的：如果投资函数是利润导向的，生产率增长带来产出增长。如果投资函数是需求导向的，生产率增长产出反而下降。对于福特制情形，工资形成分享生产率成果：如果投资函数是利润导向的，生产率增长带来产出下降；投资函数是需求导向时，生产率增长带来产出增长。

调节理论综合这些情况用以解释资本主义增长模式的变化：19世纪规模收益不明显，在竞争性工资制度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收入分配方面对利润的倾斜，而这成为投资的主要来源。到两次大战期间，工资仍然是竞争性决定，但伴随泰勒主义的是显著的规模报酬，以及需求导向的投资函数。由于大规模投资没有伴随大规模消费，使得生产率增长并不能持久维持经济增长。到60年代，福特制盛行，在保持规模报酬增加和消费导向的投资函数作用的同时，通过劳资妥协使收入分配中工资增长并分享生产率增长的成果，从而在大规模生产的同时伴随大规模消费，经济高速稳定增长。70年代结构性危机所表明的是规模报酬效应递减，工资对生产率的指数化过度，以及利润驱动重新成为主导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使经济增长陷入不稳定。　　

由此看出，调节理论的增长模型强调特定历史和制度条件对生产和需求相互关系的一种影响，并表现出经济增长的动态特征。具体表现为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间的一种积累因果联系。生产率的提升来自于规模经济、劳动分工、更有效率的工厂和设备投资、创新等，需求的形成又依赖于对生产率收益的分配方式。因此，积累因果联系表达的是在不同增长体制下，生产率收益的获得及其分配的循环过程，以及它所带来的在生产组织方式和需求形成间的相互效应。

四、模型的扩展及相关研究的进展

调节理论的增长模型在随后的研究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经典模型是一个封闭经济模型，莫雷诺·贝尔托蒂（Moreno Bertoldi）在封闭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引入出口和进口增长率方程使原模型成为开放的模型[12]。出口增长率取决于名义工资基础上的国内国外价格竞争，以及世界经济相对于国内经济而言的增长率；进口方程取决于投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罗伯特·博耶进一步对出口带来的增长体制变化进行了说明，这种变化主要受出口相对于价格竞争，以及工资相对于劳动市场均衡敏感性的大小的影响[13]。布雷诺·阿玛布尔（Bruno Amable）在前面模型的基础上指出，决定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的原因除了前面所强调的卡尔多－费尔东机制基础上的技术转变外，出口产品质量这一非价格竞争因素的作用，而这又来自于生产中的培训。价格因素和非价格因素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决定了不同国家增长路径上的差异[14]。

伯纳德·比约多特从不同时间框架角度指出，博耶的经典模型是一个中期模型，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短期经济动态模型[15]。所谓的中期，指调节过程发生作用的阶段，直到原有调节机制不能再维持下去。比约多特的短期指短期宏观经济变量所得出来的偶然联系。在他看来，中期模型中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生产率体制和需求体制两种机制对宏观经济动态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他的短期模型中，生产能力的变化成为外生的，同时名义工资和价格也成为短期经济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他尝试了利用两种不同机制，竞争调节（competitive regulation）和福特制调节（Fordist regulation），通过某个反映两者程度的指标，把两者结合起来对短期经济动态进行说明。

弗雷德里克·罗尔敦（Frederic Lordon）则对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调节模型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原有的调节理论的模型同增长模型中其他模型相比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但认为调节理论的模型只是一种形式化的初步尝试，只是为理论提供服务。为此，他提出在调节理论基础上，建立真正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动态的增长模型，并具体沿着古德温（Goodwin）增长模型的路线，尝试建立内生结构转变的增长模型[16]。

此外，调节理论模型化过程中还努力尝试分析一些经济中的新问题，包括全球化、服务业与第三产业发展及技术转变等。全球化给调节理论带来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就生产体系而言，需要表现全球范围动态规模报酬，涉及的问题不仅包括开放模型中的贸易问题，还包括跨国公司资本直接投资和金融资本跨国流动；另一方面是这些变化给收益分配所带来的分析上的困难，包括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资本和国际仲裁更为重要的作用。服务活动导致对第三产业的强调，包括家庭服务的发展，所有这些带来生产率和需求体制的深刻变化。信息和网络发展对生产率获得及其分配两个方面都产生影响，从而信息化为技术转变带来深远的影响。博耶在2004年出版的新书中对美国新经济展开了讨论，在这种讨论中，他一方面延续了调节理论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另一方面表现出对构建微观基础的努力[17]Andrew L. Friedman从不同的管理战略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角度，对构建调节理论的微观基础作出了尝试[18]。此外，John Grahl和Paul Teague对国家间的路径差异给就业关系分析所带来的困难进行了阐述，并强调了调节理论方论上的意义[19]。

 此外，调节理论在经验研究方面的应用和发展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本文就不多述。

五、理论借鉴的意义

从以上的分析和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调节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开始到鼎盛再到后期的逐步分化的过程，最后不管西方理论界对它的认识和评价如何，我们需要关心的是调节理论对我国经济理论研究有何鉴戒意义，笔者提出一点粗浅的认识。

本文介绍了调节学派所认为的积累体制对技术转变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正是这种相互影响构成经济动态转变过程。这一问题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一般性。调节理论从劳资关系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演进规律，具有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结构转变和动态过程作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的经济过程又具有一般性，而在这种一般性的过程中，技术转变仍然是结构转变的核心。从特殊性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理论从早期不研究技术问题，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技术外生化，以及进一步技术内生化的内生增长理论，都是在新古典框架内对技术转变的研究的拓展。从创新体系到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表明对技术转变研究向组织和制度领域的进一步扩展，而这种扩展到调节理论这里进一步具体化为积累体制的影响。调节理论的这种认识正是对资本主义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积累过程与经济发展过程相统一，以及前者作为后者的核心机制的一种把握。从对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借鉴而言，非常重要的就是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理解，必须在收入分配和经济关系之下来展开对技术转变的研究，并把这种技术转变作为结构转变的核心机制来研究，作为借鉴需要的是把调节理论对资本主义特殊的研究扩展为结构转变一般过程的研究，从这一点而言，可能需要对古典经济理论，以及坚持古典经济传统的相关理论以更多的强调。

从对西方理论的认识出发，调节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调节理论的第一代研究者大多为政府研究机构的成员，这一点形成了该理论注重现实的一面。表面上该理论使用了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本质上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存在所谓的“内核”，以及自我强化的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现实主义倾向。也正因为此，该理论可能受到不够“坚硬”的攻击。从这一点出发反思中国经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某些正规化的努力表现出迎合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一方面导致对基本经济理论问题的澄清受到忽视，另一方面这一研究路线又因为完全植根于西方理论基础之上，不可避免会因越来越远离中国实际而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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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第13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

[②] 比如M.Aglietta在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INNSE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R.Boyer,J.Mazier, J.Mstral和H.Bertrand在中央政府经济预测部（DP; Central Government Economic Forecasting），A.Lipietz则在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隶属的用于制定计划的数量经济预测研究中心（CEPREMAP, Centre of Studies in Mathematical Economic Forecasting Applied to Planning）工作。

[③] Jean-Francois Vidal, Birth and Growth of the Regulation School in the French Intellectual Context, in Agnes Labrousse, Jean-Daniel Weisz(ed), 2001,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France and Germany: German Ordoliberalism versus the French Regulation School, Springer, pp29-34

[④] Bob Jessop, Twenty years of the (Parisian) regulation approach: the paradox of success and failure at home and abroad, in Bob Jessop(ed), 2001, Regulation the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Vol. 5,pp503-506

[⑤] 同上，第520页。

[⑥] Robert Boyer, 1990, 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35.

[⑦] 同上第37页；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ed),2002,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Routledge, pp55-129.

[⑧]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ed),2002,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Routledge, pp37.

[⑨] Robert Boyer,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theory of ‘regulation’, in Giovanni Dosi et al(ed),1988,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Pinter Publishers, pp67.

[⑩] Bernard Billaudot, Short- and medium-term macroeconomic dynamics, in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ed),2002,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Routledge, pp144-153.

[11] Kaldor,1975,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verdoorn law- a comment on Mr. Rowthorn’s article, the Economic Journal, 85,pp891-896.

[12] Moreno Bertoldi,1989, The growth of the Taiwanese economy,1949-1989: success and open problems of a model of growth, Review of currency law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9(2),pp245-288

[13] Robert Boyer,1994, Do labour institutions mat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 regulation approach for the OECD and Latin America with an extension to Asia, in Rogers Gerry(ed) Workers’s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ILO Publications

[14] Bruno Amable, Regulation theory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ed),2002,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Routledge, pp161-167

[15] Bernard Billaudot, Short- and medium-term macroeconomic dynamics, in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ed),2002,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Routledge, pp144-153.

[16] Frederic Lordon, 1997, Endogenous structural change and crisis in a multiple time-scales growth model,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7,pp1-21

[17] Robert Boyer, 2004,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as new becomes old, Edward Elgar.

[18] Andrew L. Friedman, 2000, Microregulation and post-fordism: critique and development of regulation theory,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5, No.1,2000.

[19] John Grahl, Paul Teague, The regulation school, the employment relation and financialization, Ecnomy and society, Vol.29,1,2000,pp16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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